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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七十年的分期、研究和史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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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 更新时间:2019-06-25 09:44 点击量:49


时间:2019年06月24日 来源:文艺报 作者:程光炜 魏华莹


  ●文学史分期的问题尤为迫切,不妨在杂志上先搞起来,只有争论,最后才能逐步达成共识,推动学术的发展。

  ●70年文学研究是整体研究还是分段研究,可以讨论,更重要的是先做起来。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有人去研究,历经数年之后,大家把这些段落合起来,或者相互作为参照,整体感的要求就会慢慢产生了。

  ●史料建设也是亟不可待的工作。只有史料建设完全跟上来,研究才会更有起色,有更大的进步,有更大更多的学术发现。


  当代文学的分期

  关于当代文学的分期,目前有“前三十年”、“后四十年”的说法,还有“十七年”、“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等习惯用法。

  我们要带着历史视野和框架来做分期研究。没有框架感的文学史,是不能成其为文学史研究的。


  魏华莹:今年是中国当代文学七十年,当代文学不仅走过了一个甲子,还超出现代文学整整十年。它的历史长度是现代文学的一倍多。在这种视野里,应该怎么看当代文学七十年的分期、研究和史料建设等问题?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程光炜:近年来,我曾呼吁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一线杂志,可以适当地进行当代文学分期问题的讨论,但没人响应。现在的杂志,有强烈的批评意识,却没有文学史意识,这跟办刊人的眼光、当然也跟当前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氛围有关。

  如果说分期,首先得说起点。大多数人都相信,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起点,是以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来划分的。最近一些年,有人提出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界标。在现代文学界,流行几十年的起点是1919年的五四文学革命,这就使学术界以“五四”和“鲁迅”为统领,统一了认识,形成了文学评价标准。现代文学为什么比当代文学更像是一个成熟的学科,除了时间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统一的历史观念和文学评价标准,所以,它后来的学科积累和史料学建设,越来越成熟细致的思潮、流派、社团和作家作品研究,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讨论分期问题,第一步要先讨论起点,先把大家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

  关于当代文学的分期,目前有“前三十年”、“后四十年”的说法,还有“十七年”、“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等习惯用法。

  魏华莹:某种程度上,分期实际关涉到当代文学七十年研究的开展,非常重要。您能不能就这个问题谈一下个人的见解?

  程光炜:这两种划分方法,各有优长,也有自身不足。实际上,任何分期都有它使研究者的历史观念更加清晰、凸现自觉的研究角度和定位的好处,当然局限性也是同时存在的。例如,现代文学“三十年”。他们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用三个“十年”统领了起来。具体地说,就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文学革命”,第二个十年的“多元分化”,第三个十年的“四十年代文学”,有人也把第二个十年叫做“三十年代文学”。这种历史分期,可能是受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然而这样一来,就把第一个十年做大做强了。历史地看,现代文学领域,在第一个十年取得的成果最为丰富,涌现的学者最多。从1979年到上世纪80年代结束,几乎现代文学界倾巢出动,把这十年研究得很透彻,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顺便还延伸到晚清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例如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人。由于扯出了晚清,就把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和学术的传承说清楚了,比如“章门弟子”等的研究。自然,第一个十年文学研究最成熟的标志,是几代学人的鲁迅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有“鲁迅研究界”的说法,这说明大家都把它看做是学术积累深厚、研究方法和材料最为成熟的一个领域。相较之下,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的研究至今还比较薄弱。第二个十年有一些比较大的作家,第三个十年似乎就可以说进入现代文学的历史尾声了。第二个十年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思潮、流派和作家研究,例如京派文学、左翼文学、通俗文学,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最后一个十年有赵树理,其余是比较年轻的作家。

  目前当代文学分期的第一种说法,即“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这种分期法,是蔡翔、罗岗和倪文尖最早提出来的。他们的依据,是社会主义前后期的发展史。它的优点是比较简单明了,不足是以思想史为贯穿,容易把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搞紧张,更容易把文学史当成思想史的附庸来看待。

  后一种分期法,是当代文学研究界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这是一种以“1980年代”为中心的历史划分办法。最早提出这个办法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集体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1985),以及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1987)。后来,张钟等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郭志刚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董健、丁帆、王彬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孟繁华与我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和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都接受了这种说法。最近40年的文学批评,对历史、文学和作家作品的看法,也都沿用了这个观点。这显然是一种启蒙论的视角,与前一种后现代主义视角形成某种对话关系。但启蒙论视角里有历史滚滚洪流的声音,有一代代人奋斗前行的身影,更充满了探索的勇气和艰险。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一切的人,都能在这历史洪流中找到自己的记忆,在内心深处产生长久的激动。因为如此,这种分期法被学术界广泛采用。不过,它跟社会史的距离比较近,也容易影响到文学自身的独特规律和自主性,需要保持一定的警觉。

  魏华莹:看来,后一种分期法被采用较多,有比较深的历史根源。如果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尤其是把组成了这一切的复杂因素揭示出来,也需要花费很大的研究精力。

  程光炜:确实是这样。“十七年”、“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提法的出现,跟它们自身携带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观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它是在它自己的语境中产生的。“文革文学”暂且不谈。“十七年文学”现象的出现,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欣欣向荣的经济建设、阶级斗争剧烈化、苏联当代文学影响和《讲话》精神都有关系。也离不开这期间全国三次文代会对文学创作的规划蓝图,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创作原则。只有在这个特定历史框架下来理解它,而不是简单的臧否。比如,为什么会出现柳青、赵树理、“山药蛋派”、李凖、王汶石、浩然的小说,为什么会出现《红旗谱》《红岩》《红日》《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十七年”作家,大多有这些鲜明特点:第一,他们是从战争中走来的革命文艺战士;其次,其中一些人亲身参与过上世纪40年代末在根据地,或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用今天的说法,是比较接地气的一代现实主义作家;三是他们深受《讲话》精神的影响,相信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理论,甘心情愿地以文学为武器,为现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这种鲜明的历史观,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是独一份,可以说前无古人,后面也不一定有来者。这是独特的历史转折造就的一代充满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家群体和文学现象。

  对“新时期文学”的理解不能脱离这样一个路径:没有改革开放,何来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既有一定的承传关系,更多是不同。首先,新时期初期,“十七年”作家多半已退场,“30后”作家和“50后”作家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体;其次,这些归来作家和知青作家,尽管经历过政治运动震荡,经历比较坎坷,但他们的思想行为有和平时期的鲜明特点。更重要的是,由于跟着改革开放这列火车前进,使得新时期文学及其作家拥有了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无论思想观念还是创作手法,都发生了不同于“十七年”文学的深刻变革。除此之外,我认为无论研究“十七年”还是新时期,都要注意这些时间点:1949、1957、1958、1966、1979、1993年。

  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带着这种历史视野和框架来做分期研究。没有框架感的文学史,是不能成其为文学史研究的。


  七十年文学研究

  目前当代文学整体性研究很流行,但流于表面、笼统,给人宏观模糊的印象,让人不得要领。所以,我认为应该先做分段的具体的研究。


  魏华莹:进行文学史分期之后,我们来了解下一个问题:怎样开展七十年文学的研究?您认为是应该先做分段研究,还是一上来就做整体性研究?

  程光炜:我认为先做分期研究比较好。由20世纪20年代滥觞到七八十年代的“法国年鉴派史学”,对全世界史学研究的面貌,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法国年鉴派主张“微观史学”,用我们的说法是,就是对某个历史时段做专题研究。因此,有人把他们的历史研究方法称为“时段史学”。这个方法有它的好处,就是做得非常具体、细致、深入,一本书可以把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的历史打捞清楚,例如《地中海考古》《朗格多克的农民》《马丁•路德:一种命运》等名著。他们强调专注于某一种现象的跨学科研究,对传统史学产生了很大冲击。他们尽管对宏观史学给予了很严厉的批评,但并不真正地反对“长时段”研究,反而认为在微观研究中具有宏观史学的视野也是有必要的。

  魏华莹:这么说,您强调先做分段研究,也不反对进行整体性研究?

  程光炜:是的。目前当代文学整体性研究很流行,但流于表面、笼统,给人宏观模糊的印象,让人不得要领。所以,我认为应该先做分段的具体的研究。

  例如专题性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近期有意思的成果是洪子诚的《材料与阐释》,黄发有的“十七年”文学传媒研究,张均的“十七年”报刊史研究,王秀涛的《第一次文代会始末》的档案研究。从这些成果看,“材料”开始作为“史料学”的骨干部分,被人们所重视;“材料”的历史可信度在增加。这在前几年是不可想象的。其他学者也都有值得肯定的研究,例如陈思和、蔡翔、吴秀明、罗岗、赵勇、王尧、黄平、李建立等人的著述。相较之下,“十七年”的文学制度研究成果斐然,具体作家研究还没有跟上来,例如对柳青、浩然、李凖、王汶石、马烽的研究,远远不够。这样就形成了“一头沉一头轻”的现象,大家都争先恐后的研究制度。

  魏华莹:“十七年”作家研究,哪些地方有开掘价值?是否还有被触动的空间?

  程光炜:具体点说,李凖小说与地域文化和洛阳方言,河南人兼有世故和老实本分地域性格的关系,就没有解释清楚,老是在合作化运动上转来转去,其实没有真正触及他小说创作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作为河南当代小说的“一个小小的传统”,如果对李凖创作不研究清楚,就无法解释在刘震云、周大新、阎连科、李佩甫和李洱创作中还在传承的那种特殊的“土味”。河南作家的土味,不同于其他北方地域的作家,这是他们创作风格最为鲜明的地方。陕西、山西和山东作家身上尽管也有土味,但那种土味跟河南作家不一样。如果做具体研究,要查地方志、方言、气候地理和传统习俗方面的书籍,比如查查李凖《李双双小传》方言的出处,例如洛阳郊区的某乡某村。世人为什么对法国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尔的《地中海考古》这么佩服?关键是人家把地中海的气候、地理、人文等研究了十几年,摸透之后,在积攒了极其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才动笔写的。

  我个人印象是,当前“十七年”文学研究,资料整理和文学制度研究成绩比较突出,作家创作研究相对滞后。这可能与认为作家作品的“文学性”不够,艺术上相对粗糙的看法有关。不妨先搁置文学性问题,做点“山药蛋派”、“白洋淀派”的流派研究。从新时期初期,铁凝、贾平凹等人的创作看,“白洋淀派”尤其是孙犁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探讨白洋淀审美风格的流传问题。“山药蛋派”是从赵树理这一脉下来的,它与山西的山川地理、风俗文物、语言特点究竟有什么关系,也应该有更细致深入的研究。

  魏华莹:最近十几年,您带领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团队一直在做“80年代文学”研究,积累了不少经验,得到学术界认可。您能否估测一下,除80年代文学外,前面的六七十年代思想史,后面的九十年代文学,是否还有研究的可能?

  程光炜:事实上,我们也涉足过上世纪70年代小说和90年代文学。课堂论文结集而成的《七十年代小说研究》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九十年代研究论文,也编成《走向枢纽点——九十年代文学研究》交给了北大出版社,预计年内出版。

  70年代文学这部分,除了公开发表的“文革文学”外,还有“地下文学”作家作品。撇除它自身的存在价值,70年代小说和思想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到。例如从思想层面看,“9•13事件”导致的思想觉醒,对北岛、张承志、韩少功和张抗抗等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有脱胎换骨的作用,因为它点燃了这一代作家思想的火把。小说《波动》《北方的河》《金牧场》和《北极光》中,主人公为什么一直在与人争论?什么人生价值、生死问题、真与善,争论的思想宽度从60年代、70年代,一直延续到八九十年代,很难说直到今天它就停止了。因此,它作为思想资源有正反两个方面,需要深入讨论和挖掘。从文学层面看,“重大题材”也影响了新时期初期作家的创作,例如蒋子龙、刘心武、路遥等人。“重大题材”1985年后似乎走向了式微,丧失了历史动能,这只是表面现象,最近几年,它被人重新提起,引起不少作家的注意。这说明,“如何重写重大题材”其实还有思想和创作方法的活力,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是死水一潭了。这是70年代文学不能小觑的地方。

  90年代文学,它的重点在文学与市场、文学与革命这两个点上。通过研究,我渐渐感到它仍有开采的价值。比如90年代文学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国家对图书市场一度的权力让渡问题,书商阶层兴起对文学创作产生的正反作用,作家和批评家心态的微妙变化,尤其是作家与读者关系的巨大变化,批评家工作的独立性等问题,没有被仔细清理,也缺乏一个总体性的历史把握。

  魏华莹:您认为90年代文学研究的难点在哪里?

  程光炜:除了上述思想层面上的夹缠外,困难还在资料的掌握。对现在的杂志,我的抱怨是不愿意做资料工作。实际上,杂志除大量批发作家作品评论,早应该像80年代初的《新文学史料》那样,有意识和有步骤地组织作家写回忆录,把珍贵的资料留下来。比如,对贾平凹创作《废都》的前前后后,有几部传记稍微写到,也有作者零星的回忆,但这不是基础资料,因为它无法让人看清楚作家思想、观念和生活上的复杂变化。因此,就不能对他为什么要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做出有分量有说服力的解释。《废都》尽管存在争议,但对于理解90年代文学,意义十分重要。还有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也需要资料支撑来开展研究。

  鉴于市场和革命等层面的东西比较复杂,能不能先从小处落实,从资料入手来开展对90年代文学的研究?因为资料缺乏,我和学生都曾在这里碰壁,感受尤深。当然,除寄希望于杂志,也可以先动起来,多找人访谈,跑几个地方。


  史料建设

  最近几年,史料建设日益受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研究者的史料意识越来越自觉强烈了。现在史料建设基本是各自为阵,虽单位较多,协调工作难做,亦取得不小成就。


  魏华莹:从既往文学史研究的经验看,史料建设不是一个新话题,但确实非常重要。程老师能否利用纪念当代文学70年的机会,再谈点什么呢?

  程光炜:确如你所说,史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础建设,现代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过程中,也扮演着压舱石的作用,虽说是老话题,可对70年文学的研究来说依然非常重要。

  最近几年,《文艺争鸣》和我们学科都先后举办过史料问题的回忆。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也有类似专门的研讨会。这些现象,说明史料建设日益受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研究者的史料意识越来越自觉强烈了。

  从集体作业的情况看,浙江大学以吴秀明教授领衔的史料整理,开展了很多年,取得了突出成绩。我和杨庆祥、黄平先后编辑了《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540万字)、《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十六卷,前者还在北大编辑过程中,后者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我印象中还有北师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南京大学的《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信阳师院的《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等系统性的资料出版。

  从个人作业看,黄发有、张均和王秀涛三人的工作值得注意。黄平和李建立也做了很多工作。个人作业虽不像集体作业规模大、系统化,但质量也不能小觑。黄发有对史料的开发是多方面的,除杂志原刊、档案外,还掌握了1000多封作家的通信。由于长期耕耘,他对史料建设有独特的见识。张均的工作主要在报刊杂志上,除一期期阅读杂志,翻阅旧报刊,也是他经常的工作。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基础上,他的研究不光具有了史家的眼光,而且有一定的思想性。王秀涛目前的工作,依赖的主要是稀见档案,鉴于与众不同,得出的结论大概就不同寻常。而且他对资料细部的观察、淘洗、挑拣和利用,也独具功底。黄平目前的着力点在新时期文学的“起源点”上,他还可能以时间为节点,一步步地深入下去。李建立的《今天》研究独具特色。就他掌握的资料、了解的程度看,已非人能比。除此之外,我认为还应注意袁洪权和易彬两人的研究。他们从现代文学转过来,有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例如版本、文献等等。最后,也要提到武新军、斯炎伟、赵卫东等人所做的工作。武新军正在对地方文学杂志做系统性的整理,拟出版较大规模的资料丛书,值得期待。

  魏华莹:您觉得目前最应该抓的大的工作是什么?

  程光炜:现在史料建设基本是各自为阵,不像80年代初那样采取九院校、十四院校集体合作的方式,虽单位较多,协调工作难做,亦取得不小成就。我初步考虑,能否以一两所大学为主,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支持,包括后期项目支持,花上一二十年的时间,对70年代文学进行系统性、大规模的史料建设工作,从思潮、现象、流派、社团到作家作品,分时期一步步地进行,采取一网打尽的办法?当然,这只是幻想,真要实现这一宏大目标,谈何容易?必得一两代人前赴后继地进行。现在已经不是合作的时代,即使有所谓重大项目的分工合作,也都是名义上的,真正做事的,还是申请人和他的学生们。

  魏华莹:既然几所大学合作很困难,那么您是否还有其他的建议和办法?

  程光炜:我能想到的,是近年可以专门开一个相关大学老师参加的小型研讨会。大家坐在一起先务虚,然后讨论一下能否采用分工合作的办法,把我刚才所说的宏大工程扎实地做下去。具体来说,有的大学做制度史资料整理,有的大学做思潮、现象和社团,有的大学做作家作品,其余零零碎碎的工作,再找一两所大学分工来做。

  魏华莹:刚才谈的都是比较宏观的问题,如果从微观角度看,您觉得您和自己的团队还能做哪些事情?

  程光炜: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一个老师在大学教书,最大的乐趣就是带着学生,或者说是跟着学生做研究。其实,你的精力、经验和人际关系,只能团结学生们来一起搞,专注于一个领域的史料建设,由此开展文学史的专史研究。

  就我目前的工作而言,如果进行史料的建设,我想先从《八十年代文学资料丛书》开始。虽然对此做了十四五年的研究,然而还缺乏一套专业资料工具书。当然,关于它的编选目标、规模和体例可以专门研究。如果前后做一点延伸,在80年代文学资料丛书完成以后,不妨先把《七十年代文学资料丛书》弄起来,接着再做《九十年代文学资料丛书》。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它有“三个十年”的全局观,有历史轨迹和轮廓,有比较清楚的时间轨道;二是稍微区分一点段落,可以清楚地看清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的变化;三在基础上形成一个相互呼应的关系。没有“70年代”,何来“80年代”?也就是说,70年代事实上是80年代文学的历史起源,是一个前理解。那么,90年代文学资料丛书,则可以回溯过去,把70年代和80年代再回顾性地清理一遍。因为某种程度上,它是80年代历史的延伸和变异,虽然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剧变,但基本问题、文学精神和思想障碍还在那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资料丛书的建设,就是要通过史料文献,把上述这些困惑弄清楚,好好解决一下。

  至于“十七年”文学,其他大学已经先行了一步,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就没必要再做重复性的工作。这也算是分工合作。

  魏华莹:您能否用最后一点时间,回溯一下前面谈过的问题,对当代文学七十年研究的未来做一点展望?

  程光炜:展望谈不上。我简单回溯一下吧。我在其他场合已多次谈到,一个学科的发展和积累,需要几代学人的努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所以,以上所说,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不当之处还希望同行见谅。

  综上所述,我认为文学史分期的问题尤为迫切,不妨在杂志上先搞起来,有一些争论没关系。只有争论,最后才能逐步达成共识,推动学术的发展。再就是70年文学研究的问题和方法,是整体研究还是分段研究,也可以讨论,更重要的是先做起来。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有人去研究,历经数年之后,大家把这些段落合起来,或者相互作为参照,整体感的要求就会慢慢产生了。最后,关于史料建设,也是亟不可待的工作。只有史料建设完全跟上来,研究才会更有起色,有更大的进步,有更大更多的学术发现。我最近写过几篇小的考证文章,比如《一份沉埋的孤证与文学史结论——关于路遥1971年春的招工问题》和《路遥和林虹关系的一则新材料》。亲身做一点史料考证,感觉跟过去写比较宏观的讨论文章很不一样,主要是宏观文章有很多办法绕过难点,但考证文章只要被一个材料卡住,就绕不过去了。


(编辑:郭青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