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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李沧东式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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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 来源: 更新时间:2019-08-08 10:31 点击量:185


来源:文艺报 | 李啸洋  2019年08月07日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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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沧东


罪与罚一直是贯穿李沧东电影的主题。在此主题下,围绕一场扑朔迷离的案件,边缘女性、人性罪恶、救赎与解放等都得以展开。电影《密阳》(Milyang,2007)、《诗》(Shi,2010)、《燃烧》(Beoning,2018)均属此类。这三部电影构成了李沧东的“女性三部曲”,片子都以女性为主角,围绕一场刑事案件展开,逐层剥离真相的同时也思考人性的罪恶。电影《燃烧》是一部“边缘女性”电影,该片由刘亚仁、全钟淑、史蒂文•元联合主演,电影涉及底层女性,同时贯穿对基督教罪恶意识的思考以及真相的探讨,因此颇值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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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电影剧照


李沧东的《燃烧》改编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烧仓房》,同时也融入了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烧马棚》的要素。村上春树的《烧仓房》采用了虚实结合的创作手法,小说中也有三个主人公:“我”、怪女孩和神秘男子。小说中,为了描写怪女孩的底层身份,作者用她饭量惊人来暗示她的阶级出身。同样,神秘男子“仪表潇洒,手指修长,不知底细,出手阔绰”,这些都表征着男子的富人身份。不过,小说的主题游移不定,神秘男子喜欢烧仓房和女孩失踪,这两个核心要素并无关联,但是却给读者留下了开阔的想象空间:女孩是不是神秘男子杀害的?小说至此戛然而止。小说通过“我”的眼光来观察世界,“我”是冷静的、客观的。

小说中,“我”和神秘男子谈论最多的,就是关于烧仓房的道德问题。在神秘男子看来,烧仓房是一种“责任”:“我觉得世上好像有很多很多仓房,都在等我点火去烧。”烧仓房是“属于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15分钟烧掉一个仓房而不引发火灾,在男子看来并不是罪恶:“那东西等人去烧,我只是接受下来罢了。”李沧东在保留小说基本精神的同时,大胆地对小说进行再改编。改编的核心有两点:第一点,重组人物关系,将小说中松散的三人关系设定为三角恋爱,将小说中冷静观察的旁观者“我”,变成积极介入事实、推敲案件的侦探者;第二点,将烧仓房和惠美的消失联系在一起,不交代因果关系,但要编织出失踪案件,保留神秘感。

电影《燃烧》也移植了福克纳1939年写就的小说《烧马棚》的故事。福克纳的原著小说中,小男孩的父亲和邻居吵架之后,便放火烧马棚,在他父亲看来“只有靠火的力量才能保持自身的完整”,火焰是父亲胸中愤怒、凶悍、猛劲的象征。电影成功地移植了福克纳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将之转换为钟秀和父亲的关系,并且成为钟秀复仇的潜意识与动机:李忠秀的父亲李龙石。李沧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燃烧》的主题是“愤怒”,这个主题受启于福克纳的小说。小说中,儿子对父亲的暴虐以及自己在法庭上做伪证的事怀有愧疚之感。电影中,钟秀的父亲也很“暴虐”,他的愤怒像炸弹一样爆发,一旦爆发,就会把一切炸成碎片。母亲离家出走后,父亲让钟秀把母亲的衣服全烧了。父亲的暴虐,反过来在他身上化为一种愤怒:这种愤怒演变为钟秀的杀人动机。

罪恶的主题延续到了电影《燃烧》中:富人Ben对烧塑料棚做道德辩解,Ben不停地玩弄下层社会的女性,对于自己的罪恶浑然不觉。这令钟秀愤怒不已。从这个层面来讲,钟秀是“替天行道”者。虽然电影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是Ben杀害了惠美,但是电影中却出现了宗教里的“七宗罪”中的几种: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Ben周旋于下层社会的年轻女性之间,当他腻味时就会让她消失,就像他会不定期烧毁塑料棚一样,这就是他的罪恶。惠美的罪恶在于懒惰,她没有正式工作,背负信用卡债务。惠美到非洲去旅游,攀附于富人,不肯正视自身的阶层身份,沦为Ben的玩物。钟秀的罪在于愤怒,电影中他因愤怒而杀死了Ben。

钟秀愤怒的原因何在?电影并没有交代,但是却给出了一些线索。钟秀和Ben是两个社会阶层的鲜明比照:钟秀开着生锈的货车住在乡下,Ben开着豪车住在富人区;钟秀为生计而疲于奔命,Ben四处旅行生活闲暇;钟秀孤独一人,Ben身边却美女如云。两位男主角的对立关系,折射出韩国社会巨大的阶层落差,现实中的贫富差距,正是钟秀愤怒的原因。电影借惠美之口,提出了上层和下层社会人的两种存在困境,一个是little hunger,一个是great hunger。little hunger是小饥饿、小欲望,great hunger是大饥饿、大欲望,以此追问存在的终极意义。

原罪与真相,罪恶与惩罚,这几个关键词架构出李沧东电影的谜题。“烧仓房”是李沧东用来制造悬疑的“麦格芬”,主人公钟秀正是通过“烧仓房”才揣测出Ben就是杀人犯的。《燃烧》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电影通过人物的主观视角来为观众“拼凑”出一个真相,事件本身的真相如何,导演却并不在意。虽然电影通过钟秀的目光来寻找真相,比如Ben养的是不是惠美的猫,惠美童年是否真的落入过水井?Ben提起的“祭餐”,烧塑料棚和杀人之间的联系等线索,虽然电影用不同的人物视角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真相究竟如何,竟成了“罗生门”。电影里出现了宗教场景,比如电影第110分钟出现了教堂和宗教画,那张宗教画是血红色的,正是火的颜色。

福克纳所言的“火的精神”和片名“燃烧”暗示的正是一种愤怒情绪。“后真相”(post-truth)是一个新闻学术语,意指一种不正常的舆论环境。新闻媒体等强化了情绪诉求和意见偏见,而使事实本身受到歪曲。这导致人们在认知过程中丧失理性判断。郭小安认为,“后真相”中偏离事实本身的情绪、偏见反而实现了“情感补偿”,通过倒逼事实,从而产生了“聚合的奇迹”效果。情感和情绪不是事实的对立面,而是社会动员的一种资源。事实面前,情感有时会被遮蔽、隐藏起来。“后真相”其实就是理性与感性博弈、辩证、重新取得平衡的过程。
除了探寻真相,聚焦边缘女性也是李沧东电影的特点。犯罪者不认为自己有罪,事件中的女性承担罪孽意识,这两重矛盾构成了李沧东电影的基本特征,也造成了女性的分裂。《密阳》中的申爱、《诗》中的杨美子、《燃烧》中的惠美,这几位女性都是失踪事件中的怪女人、病女人,她们都承担起了罪恶意识。“予以谴责的是我,加以宽恕的是我。”这是村上春树的《烧仓房》中神秘男子说的一句话,但它概括了李沧东“罪恶”系列电影的故事主线。电影《密阳》中,女主人公申爱的儿子被撕票,痛苦无比的申爱选择信仰上帝,在上帝面前她选择原谅罪犯。但是,当她看到罪犯毫无悔罪的诚意反而以上帝作为脱罪的幌子时,申爱痛苦无比。谴责和宽恕都来自于申爱,这造成了女主角申爱的分裂。

法国哲学家加缪说,贫穷是一双恶魔之手,将人拽回阳光背后阴暗的临界,贫穷滋生着腐败和罪恶。《燃烧》中的惠美正是加缪所言的“阴影中的人物”:她是一名超市促销员,背负卡债,喜欢哑剧,没有存款,喜欢四处旅游。惠美是下层社会女性的典型代表,她是“神经质女人”的翻版:感情混乱,喜欢哑剧,背负卡债,能够在吃饭的时候睡着。她在Ben的朋友面前卖力地表演,在Ben的富豪朋友看来,惠美不过是一个玩物。惠美甚至在一次看夕阳的过程中脱光了衣服。惠美、申爱、杨美子都有共同的特征,她们处于孤独之中。惠美渴望富人社会的生活,但却无法真正地融入其中,孤独一直陪伴着她,就像她去非洲的旅行感受那样:“待在那里的时候,独自一人的感觉太强烈了。”

波德维尔在《业余认知主义者:电影研究的视角》中认为,欧洲电影学派解释电影有几个基本模式:第一个是“交流模型”,第二个是“意义模型”。不论是交流还是意义模型,都是电影符号学派的基本解释路径:假设电影意义的诞生是在代码的系统内运作,观众通过电影符号来阐释文本意义。“great hunger”、“烧塑料棚”等都构成了电影的隐喻系统。Ben把吃意大利面比作“祭品”。如果从符号学意义来看,导演给观众设定的“意义-交流”模型在解谜过程中奏效了。惠美的消失,究竟是Ben将她杀害,还是惠美自己不辞而别?电影对惠美落入“水井”的事进行了求证。惠美说她童年的时候掉进过井里,那种感觉让她孤独无望。钟秀向自己的父母、惠美的家人以及惠美的熟人求证这一事实,惠美家人说惠美童年压根儿就没有掉进井里,那是她自己编织的谎言。当钟秀证实了枯井存在时,他转而开始相信惠美的话了。同样,猫、腕表、烧塑料棚等暗杀的佐证,被导演刻意地模糊化处理,这种模糊是电影生成神秘、产生谜团感的重要原因。

《密阳》《诗》《燃烧》均涉及死亡。《燃烧》中,女主角下落不明,钟秀杀死了Ben;《诗》中,死去的女学生是引发杨美子罪念意识的源头;《密阳》中,申爱之子俊儿之死也是引发申爱罪念意识的源头。李沧东没有揭露宗教问题,但却将“罪与罚”的意识灌输至电影里,以警醒观众。除此之外,电影也带出了韩国存在的社会问题。比如,《密阳》中揭示信仰的伪善以及人性之恶,《诗》揭示追求美好的心灵如何备受摧残,《燃烧》反思韩国社会阶级壁垒以及阶层流动的失效,这些问题都在电影主题之外。

除了表现罪恶,李沧东电影里谈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人的痛苦及其意义。李沧东曾说:“我首先要说明,我通过《密阳》这部电影来谈的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要谈上帝, 我要说的是人和他的生命、人生。”导演解释道,非基督徒会将《密阳》视为反宗教电影,但其实并非如此。《密阳》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想问题,普通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把握,这是电影的首要视角。这也正是电影《燃烧》中所使用的视角,李亚仁扮演的钟秀正是平民视角。《燃烧》并未给出固定的真相,而是给了一个所谓的“民间猜测”的结局,缘由正是如此。钟秀代表着一种民间立场,钟秀的复仇动机以及表演的感觉,都脱胎于民间立场——钟秀的身份是一名搬运工人,这一点暗合了民间之意。那么,痛苦有何意义?痛苦的意义,是存在的痛苦,是具体的、形而下的痛苦。对李沧东来说,痛苦正是领略生活意义的一个侧面。

李沧东是作家出身,其作品中也带着浓郁的文学气息。他喜欢侯孝贤、伯格曼、布列松,因为在伯格曼的作品中能找到文学所追求的东西。《诗》中,杨美子说:“爱诗的人,就是心里永远开花的人。”《燃烧》中也有很多文学的要素,比如钟秀热爱写小说,钟秀将Ben描述为韩国的“盖茨比”,甚至福克纳的短篇小说集也出现在电影场景中。Ben形容烧塑料棚是“骨骼里感受到贝斯”,惠美从非洲归来之后说:“我也想像晚霞一样消失掉。死太可怕,如果能像最初就不存在那样,消失掉就好了。”电影《燃烧》中类似的文学性场景不胜枚举。

沧东展现了作家的魅力,也显现出了别样的批判视角。

沧东的电影关注人,所以始终秉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冷静地审视生活。他电影中关注的罪恶、痛苦,也都是从现实的角度去出发的。关于生活本身,李沧东则给出了最现实的答案:“我觉得一般人认为人生最大意义在宗教里,但不管上帝存在不存在,我认为人生的意义不在天上,而在现实,虽然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时有点丑陋,也不是很华丽。”